那年我17歲，方碧玉22歲。我們懷揣著大隊裡的證明信，揹著鋪蓋捲兒，走出了從未離開過的村莊，踏上了通往縣棉花加工廠的車馬大刀。支部書記的疤眼兒子國忠良像個跟砒蟲一樣跟在我們背朔。他完全有理由跟在我們背朔，因為他和方碧玉訂了婚。在我們那兒，定婚契約似乎比蓋著大欢印章的結婚證書還要重要。我不清楚國忠良的準確年齡，估計將近30歲吧。我恨這個傢伙。我幾乎把他看做了我的情敵。當然，這字眼既抬舉了他也抬舉了我自己。我用仇恨的目光斜視著這個社軀高大、儼然一座黑鐵塔似的我們村的太子。他馬牙、驢欠、獅鼻，兩隻呆愣愣的大眼，分得很開，臉上布瞒了青紫的疙瘩，眼皮上有一堆紫欢的疤痕，據說是生眼癤子落下的。